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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争鸣文章《我们给文言什么待遇》

2005年5月5日 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未知 字体:[ ]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北京市特级教师韩军

  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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