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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科普创作

2005年7月2日 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未知 字体:[ ]
25年前的春天,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 。1978年5月23日在上海浦江之滨,聚集着来自全国的285名科普作者。他们满怀着从“十年浩劫”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喜悦,畅谈着党的期望,人民的需要。他们喜泪盈眶,重新拿起笔来,誓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科普创作的春天”来临了!像一把金色的种子撒向十亿神州。在短短四年里,四千余种科普图书出版了;一百二十种科普期刊应运而生;六十余种科技小报和报纸科技副刊在人民中争相传阅;二十二家广播电台的科普广播节目在祖国大地上回响。我国进入了第二次科普大高潮。忆及当年的盛况,迄今难以忘怀。

这25年来科普创作事业的发展已有多篇文章论及,笔者想就一个至今认识不一,甚至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科普创作界所忽略的、犯了错误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就是“传播科学思想、宏扬科学精神,以及它们与科普创作的关系”. 

为了历史地述评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所做的工作,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并把80年代科普创作界有关的论述放在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考察,我们将上溯一百年。

宏扬科学精神的沿革

早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认为,要挽救中华民族,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用以扫荡肃清那些旧的恶的思想。因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没有相当的了解,决不能有正当的宇宙观、人生观。而我国提倡“弘扬科学精神”并明确提出科学精神概念的可以追溯到1916年任鸿隽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中国科学社主办的月刊《科学》第二卷第一期)。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理”,为了求得真理,可以赴汤蹈火、至死不渝。而科学精神有二个要素:一为“崇实”崇尚事实,凡确立一学说,必须根据事实,归纳各种现象,不可凭空臆造、危言耸听;二为“贵确”讲求精确,凡事必须寻根究底,不可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要得到真确的知识,不能没有真确的观察。由此,他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发生的源泉。

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可以分三层意思来说明:第一层是“求真知识”;第二层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是“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他认为:“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看来,梁启超观点的第一、二层意思是和任鸿隽类似的,都认为科学精神是使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思想基础。第三层意思就有点近似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普及科学知识了。
1941年,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他在文中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认为,据此可以得出科学精神的内涵:“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闻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我国的先哲们沉痛地列举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由于缺乏科学精神而生出的种种病症,如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笃旧、散失等,认为这些病症是使中国学术界思想落后于西方一百年的原因。“想救这个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他们都认为没有科学精神,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1950年,温济泽在《中国青年》第35期上的文章《我们应该爱科学》中多次谈到“科学的态度”。他说;“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就可能有创造性。科学所以叫科学,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东西,却能很仔细地倾听实践经验的呼声。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了新的经验,就能有勇气打破旧传统、旧标准和旧原理,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原理。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工作,就能使工作不断地向前进展。”温济泽所指的“这样的精神”显然是科学精神。1980年温济泽在《科普创作》第一期上的文章《关于科普创作的几个问题》,以及随后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他说:“科普作品不能单纯地介绍科学技术知识。当前就是要求能够通过介绍科学知识,鼓舞人们不畏艰险,敢于攻克科学难关和攀登科学的勇气,激发人们向现代化进军的壮志豪情。还要求通过对科学知识的介绍,让人们接受并深刻理解唯物主义和辨证法。” 、“科普作品不仅传播科学知识,还应当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道德、科学精神。” 他认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个光荣的传统:“他们有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为祖国献身、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求实、创新、不畏艰难困苦、勇于攀登高峰的精神。我们应当宣传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而且,他于1984年3月3日在人民日报第8版上发表的文章《科普创作和精神文明》中认为“现在科普创作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有不少科普作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介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另一方面是,有更多的科普作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钻研科学、探索科学奥秘和攀登科学高峰。”可见在80年代的科普创作是很关注传播科学思想和宏扬科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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