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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主题之辨

2005年2月20日 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未知 字体:[ ]

《蜀道难》主题之辨

江苏省海安县大公中学  唐步荣(226623)

 

《蜀道难》可以说是李白的惊世之作,诗人以其变幻莫测、雄健奔放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展现了古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险要地势,描绘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图,它集司马相如地汪洋恣肆与屈原地雄奇瑰丽于一体,想象宏阔而飞动,壮景夸张而凝练,文气浩荡,横空出世,傲然高耸于大唐的诗空,引得历代文人为之折腰。无怪乎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读此诗时赞叹道:“读未尽,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唐·孟棨《本事诗》)。唐代诗论家殷蟠也称赞:“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河岳英灵集》)。宋陆时雍叹云:“驰走风云,鞭挞海岳”(《诗镜总论》)。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更是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唐诗别裁》)。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忧杜说  此说出自唐末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一书,为《新唐书·严武传》所采用,根据“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推说剑南节度使严武欲害房琯、杜甫,这首诗为担心房、杜安危而作。

二、              刺琼说  此说出自宋沈括《梦溪笔谈》,根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称此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而作,章仇兼琼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五年(746年)期间曾任剑南节度使,是个善于媚上取宠的小人,李白写此诗是用来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琼有反叛之心。

三、              讽喻说  此说出自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根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问君西游何时还”句,认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难到蜀地,李白写此诗地目的是劝谏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应心怀国家安危,回到长安。

四、              咏蜀说  此说出自明胡震亨《李诗通》,认为此诗自为“咏蜀耳,言其险”“风人之义远矣”。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持此说,认为这首诗只是歌咏蜀地罢了,“别无寓意”。

五、              劝谏说  此说出自《唐诗鉴赏词典》,从诗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李白当时已经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写作此诗诗劝谏唐玄宗预防割据者发动叛乱,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乱加以佐证,认为李白的预见是正确的。

六、              送别说  此说见复旦大学的《李白诗选》,从诗中“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和李白后来的诗作《剑阁赋》、《送友人入蜀》,推测李白极言蜀道艰险难行,表现诗人对友人入蜀安危的关切,希望友人早日归来。

七、              仕途说  此说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的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屡遭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此说见周丽洁的《李白》。

八、              歌颂说  此说认为全诗反复咏叹“蜀道之难”,实则是在极力歌颂历代蜀道开拓者的那种大无畏的崇高牺牲精神,表现了对彻底征服“蜀道之难”的一种呼唤与希求。此说见王克俭《李白诗选》。另外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认为这首诗“气魄宏伟、豪迈,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

针对以上八种解读,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根据李白的生活经历和前期的思想发展,再联系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史实,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谛。

对于前三种解读,明胡震亨在《李诗通》中曾加以考证。予以批驳,“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严武出镇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宝末,与此诗见赏于贺监(贺知章)在天宝初者,年岁亦皆不合。此数说似并属揣摩。”并认为“必有一人一时之事,不几失之凿乎?”胡之“咏蜀说”虽见解独特,但思想过于狭窄。“劝谏说”纯属主观臆测,荒谬之至。“送别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歌颂说”则更是胶柱鼓瑟,牵强附会,荒唐可笑。而“仕途说”则颇有见地。

笔者在此想从李白前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来探寻《蜀道难》的主题真谛。根据众多史料记载,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亚碎叶城,五岁时随父定居四川绵州昌隆。少聪敏,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响,好剑术,仗剑任侠,常常“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济烱马少府巨》)。他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读史书,也是最喜欢读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体现,更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他拜访了一位隐居山中多年的处士——赵蕤,赵蕤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击剑啸吟,休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成为一对真正的忘年交。在赵蕤的影响下,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 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可以说赵蕤的思想影响了李白一生,也铺就了他后来的充满荆棘坎坷的仕进之途。

开元十二年(724年),当时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发起李白建功立业的强烈的进取心,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怀揣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星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抱负,能够“安社稷”“济苍生”(《梁园吟》)。但由于受赵蕤思想影响,加之自己豪侠放荡不羁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而踏上仕途,慢慢晋升,而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

在安陆,李白虽自称“酒隐”,实际上是他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他酒隐安陆,实际上是心悬魏阙,以隐养贤,博取声誉。他频频地结交当地 的官吏,一会儿上书自荐,一会儿赠诗抒怀,一会儿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诗才和政治抱负,他先后拜访安州都督府长史李京之、以及继任的裴长史,他先后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韩荆州书.》,历数生平,屡述抱负,情意恳切,毛遂自荐,但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陆他还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国师的孙女为妻,许家在安陆是名门望族,李白应承这门亲事,多少也许掺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时许府已在朝廷失势,和许家的婚姻也没有给他仕途带来什么好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讽。至此,他在安陆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败。

但李白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理想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十二的自信,在安陆政治外交失败后,他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亲自奔赴长安,再次谋求政治的出路。但威严的皇宫,让他想进却进不去,满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还不是长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举之途的文人雅士,他们希望能像卢藏一样达到走“终南捷径”的飞黄腾达的目的。在这里李白广泛结交王孙公子,经过努力,他先后认识崔京之、张洎、张掓等人,而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罢了,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还希望能与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过玉真公主引荐,“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玉真仙人词》),却始终没有能够相遇。“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见明主的愿望终因权贵的阻挡而无门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长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寻知己,希望能在皇城边上寻到知己推荐,然而这些知己位卑职微,也爱莫能助。此时,他已贫困潦倒,“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新平少年》)。仕进无门的郁闷,弹剑豪门的屈辱以及斗鸡风波的愤怒,使李白感到从政之途的艰难,并由此而感到了整个人生之路的坎坷。“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一千多年前三闾大夫的泣血慨叹,如今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李白。当此困于长安之时,李白对当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长歌当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样以香草美人作喻,写了一首《长相思》来表达自己事君不能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爱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诗中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人类感情,爱情为至,自己与玄宗虽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山万水,李白以这种刻骨铭心的男女相思极写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内心痛苦,可见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来李白又写下了三首《行路难》,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将安陆遭馋的冤屈,长安遭拒的痛苦,毫无遮拦,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发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菱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诘问,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最后诗人心怀未酬的壮志满腔的悲愤高呼一声“行路难,归去来”离开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长安。

就在李白决定离京之际,好友陆调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李白与陆调的同乡好友王炎相识。王炎也因久居长安,无所遇合,准备到蜀中漫游,寻求官职,便请李白写诗留作纪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艰难险阻,又想到自己仕进之途的坎坷崎岖,以及对人生茫然无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绪喷涌,最后一条集自然之奇险与人生之艰难的“蜀道”,如蛟龙般从李白胸中轰然冲出。诗人借蜀道的艰险喻仕途之坎坷崎岖,抒发了事君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全诗文气浩荡而又一折三叹,诗中有嗟叹之声,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长歌当哭,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因而《蜀道难》既是一幅峥嵘嵯峨的蜀道山水图,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尽管诗中不断劝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盘桓,“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但蜀道神奇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五丁开山,枯松倒挂,飞湍争豗,万壑雷鸣,既使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奋,诱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长安三年,一无所获,满怀“羞为无成归”的心情作别长安回到家乡稍作修整不久,内心中那种“济苍生”的鹏鸟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样的人生旅途,使他在这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艰险的“蜀道”上不断攀援。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都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把握诗歌的趣旨,体会诗人的情感。

                           来信请寄:226623

                                     江苏省海安县大公中学  唐步荣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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