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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

2005年6月14日 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未知 字体:[ ]
浙江的干国祥先生在网上挂出一篇新作《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点名叫我“批评”。因为我是反对搞“多元解读”的,而干先生正相反,所以挑战的意味甚浓,我也只得仓促应战。

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只读”和“可写”是从从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S/Z》中引用而来的一对概念,巴尔特这样定义他所谓的“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又译作“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读者文本”使读者无事可做或成为多余物,“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读者只能以“屈从的”态度面对文本;“作者文本”则赋予读者一种角色和功能,让他去发挥,去作贡献,要求读者自觉地阅读它,“参与”并意识到写作和阅读的相互关系,给予读者以合共同著作的乐趣.....


文章的结尾是否定罗兰·巴尔特:

其实任何文本,哪怕是看上去似乎还要坚硬、封闭一些的像《一夜的工作》这样的课文,只要以一种积极的阅读心态去阅读,我们都将生发出新的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给出的意义来。也就是,所谓的“只读性文本”,其实也仅仅是“伪只读文本”,由于作者的无意识因素或者社会文化的原因,最终使得每个文本都具备了可写性。


首先,我要肯定干先生的文章写得不错,才气逼人,对罗兰·巴尔特的质疑也有理有据。但干先生的出发点,却是为他所积极主张的“多元解读”找理论依据,要将“多元解读”的红旗插遍所有文本的山头。

以下是我的反驳:

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文本都是“可写”的。比如法律条文,恐怕是最“只读”的了;但法律条文也是人定的啊,改一条行不行?当然行,但你改不行!

所以,解读文本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你搞“多元解读”是你的自由,(在过去就不那么自由,你能随便解读《毛泽东选集》吗?在今天也不是那么自由,你能随便解读《人权宣言》吗?——美国人不同意!)但你的“成果”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有个约定俗成,想超越它,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建构主义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存在决定意识,这是真理,一万年后也是。意识反作用于存在,但这种反作用力是有限度的。存在越强,意识的反作用力越弱。反之亦然。

中国的法律条文,对中国公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存在,(中国公民)意识的反作用力是弱小的。但对外国公民来说不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因此(外国公民)意识的反作用力就大。譬如中国刑法中的死刑,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就颇不以为然。

三、文学文本也有强大的存在和非强大的存在之分。《红楼梦》就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它的强大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文化层面的。读者意识的反作用力其实也是弱小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红学家研究的前提都是熟悉文本,熟悉作者。一切脱离文本脱离作者的解读注定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强大。

至于食指的《相信未来》,沈石溪的《斑羚飞渡》等,是非强大的存在,因此读者意识的反作用力很大,即使读者脱离文本脱离作者作“多元解读”,也可能为读者的读者所接受。

据此,我的结论是:虽然从理论上讲,任何文本都是“可写”的,但“可写”不等于就“能写”;解读文本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能否搞“多元解读”,由文本的性质和社会的容忍度来决定。

从干先生的文章中得到启发,我对“多元解读”的看法作出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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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九大山人批评《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
此文上个月写就之后,一直没有时间修改,现在读到山人反对多元解读的意见,我想正好可以请山人批评了之后,我再修改完善。有请:


两种阅读态度:“只读”与“可写”

干国祥


“只读”和“可写”是从从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S/Z》中引用而来的一对概念,巴尔特这样定义他所谓的“读者文本”和“作者文本(又译作“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作者文本”使读者无事可做或成为多余物,“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读者只能以“屈从的”态度面对文本;“作者文本”则赋予读者一种角色和功能,让他去发挥,去作贡献,要求读者自觉地阅读它,“参与”并意识到写作和阅读的相互关系,给予读者以合共同著作的乐趣。或者可以这样说,“读者文本”是静态的,它使一种关于现实的公认的看法和一种价值观的确定格式永远地存在下去,它维护世界已经存在的模式;“作者文本”不要求阅读者通过文本了解“真实的世界”,它要求阅读活动成为文本与读者危难与共的充满挑战的现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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